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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拱火”升级，普京换将，来头不小！******
中新网1月12日电(张乃月)当地时间1月11日，普京换将消息传出，俄军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一职，落到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头上。
在西方援乌武器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俄方这一动作有何深意？
资料图：格拉西莫夫。“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士”
2022年10月，俄国防部宣布任命有着“末日将军”之称的苏罗维金担任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三个月后，俄国防部再次对这一职务作出调整。
可以看出，这次调整提高了特别军事行动的领导层级，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解释，原因有二：
1、与所需解决的任务规模扩大有关；
2、俄军需要组织各军兵种进行更加紧密的协同，提高联合部队各类保障的质量和管理效率。
那么，这次被委以重任的格拉西莫夫有何来头？
1955年，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出生于喀山的一个工人家庭，毕业于喀山高等坦克指挥学校和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军事生涯之初，格拉西莫夫先后在波兰、俄远东、波罗的海国家和俄莫斯科军区服役，曾担任排长、连长、营长等基层指挥官。2006年起，格拉西莫夫历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莫斯科军区司令。2012年，成为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俄杜马议员索博列夫表示，格拉西莫夫曾长时间指挥俄最大的第58集团军，策划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经常取得成功，是“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据悉，格拉西莫夫获得过圣乔治勋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祖国功勋”勋章，2016年被授予“俄罗斯英雄”荣誉。
2014年，格拉西莫夫曾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2022年，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格拉西莫夫又登上了美国制裁清单。
俄国防部2022年7月发布的图片中，俄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左)前往一指挥所，视察俄军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部队。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称，2022年格拉西莫夫曾多次访问特别军事行动区，“非常了解乌克兰发生的事情”。还有西方媒体曾报道格拉西莫夫在伊久姆市遭暗杀未遂，乌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随后证明此事。
俄军事专家博卡德列夫曾表示，格拉西莫夫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实际指挥过战斗并在多个大军区任职，是一位“有作战经验、有原则和被检验过的将军”。俄《共青团真理报》则称他“有很强的指挥能力和作出非标准决定的能力”。
俄《独立报》指出，从俄国防部发布的信息中可见，这次任命后，格拉西莫夫以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身份出任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可能意味着俄政治领导层为军队设定了明确的任务——在特别军事行动中获胜。
西方军援承诺接踵而至
值得注意的是，俄方这次“换将”，正值一批西方国家再次宣布对乌克兰进行军援之际。
分析指出，由于乌克兰可能很快将开始从美国等北约国家收到大量重型武器，任命格拉西莫夫似乎意味着俄军将向进攻行动过渡。
资料图：美国飞机将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2023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成为首个提供这类军备给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法国已为乌克兰提供最先进的火炮、装甲运兵车、防空导弹和防空系统。但由于担心激怒俄罗斯，马克龙此前一直没有答应为乌军提供更高性能的装备。法国国防部表示，法、乌国防部长将很快举行会谈。
德国总理朔尔茨此前曾向基辅承诺，将在2023年一季度内向乌克兰交付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和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意大利外长也表示，意大利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并就相关问题与法国展开讨论。
2022年12月首次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后，美国军方又在今年1月6日宣布了迄今“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乌军事援助”，总价值达28.5亿美元。
美加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后，加拿大总理称，将为乌克兰购买美国制造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加拿大或将“首次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俄取得数月来“最大胜利”？
2022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发生后，苏罗维金成为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乌克兰多地遭到导弹袭击，基础设施受到打击，多地频频拉响防空警报，紧急停电也一轮接一轮。
2022年11月16日，停电期间的乌克兰首都基辅。此后局势持续胶着，俄乌军方在巴赫穆特等方向接触线沿线上炮火不断。不久前的跨年之夜，乌军对顿涅茨克马克耶夫卡地区的俄军临时部署点进行火箭弹袭击，造成俄军89人死亡。
东正教的圣诞节期间，俄总统普京宣布停火36小时，以给予信教者进行宗教活动的机会。但普京的停火提议遭到乌方拒绝，美国方面则继续“拱火”，称“不相信”俄罗斯提议的停火背后的意图。
近期，激烈的交锋又在索列达尔展开，俄私人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宣布夺控索列达尔全境。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索列达尔地区进展“积极”。
据悉，索列达尔位于阿尔乔莫夫斯克-谢韦尔斯克防线的中间，对乌克兰具有战略意义，乌军在这里打造了强大的防御工事。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索列达尔的战斗对乌军来说“极其艰难”。
《纽约时报》称，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俄罗斯数月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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