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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消费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者：唐未兵（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扩大内需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消费需求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更好地扩大内需，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2023年的重要工作，并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一

　　从消费市场的供求关系状况来分析，当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时，往往是无效供给与无效需求并存，市场供求关系通常是失衡的。此时，在供给领域，要么供给不足，出现短缺；要么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在需求领域，要么因收入水平低导致消费能力低；要么因商品和服务质量低、社会保障水平低、消费环境还不完善等原因不敢消费；要么有了较高收入，却因国内产品和服务供给结构升级缓慢等原因而不愿消费。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实现了供求高水平动态均衡的发展。显然，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促进有效供给，也要保证有效需求。促进有效供给的关键是提高供给质量。为此，中央提出积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我国供给体系在产业、产品、企业和要素四个层面提高质量。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高端产业比重，为我国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转变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支撑。尤其是要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契机，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促进知识、技术、信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快速发展。同时强化企业的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培育一批在国内外有质量优势的品牌产品，不断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数量，优化供给结构，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更好满足居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从需求看，有效需求的关键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够不断得到满足。为此，一方面应在加大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就业质量、稳定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减轻居民的养老、医疗、教育等负担，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释放被抑制的需求；另一方面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拓展新的消费领域，扩大新的消费需求。最终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动态平衡，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消费的作用非常重要。马克思深刻分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分配、交换和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和消费不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而且会相互作用，一方面生产决定消费，另一方面消费对生产产生反作用，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内在动力，使生产过程和产品得以最终完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加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有效衔接，尤其是要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只有这样，国内大循环才会有稳定而又强劲的内生动力，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最终实现才具有可靠保障。

　　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经济发展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意味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把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速度统一起来，在稳住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使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相互促进。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未来几年，化解经济下行压力、稳住经济增速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表现突出，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60%以上。但从2022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因此，当务之急是进一步统筹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按照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的，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挖掘消费增长潜力，发挥好消费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的积极作用，为促进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坚持从供给侧发力积极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抓住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等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快实物消费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推动传统商贸创新发展，努力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创新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完善消费领域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机制，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破除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稳定消费的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要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增加多元供给，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从需求侧下功夫引导居民消费转型升级。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催生新的增量需求。推动基于网络平台的消费增长，拓展新的智能化、信息化、体验式消费。发展多元托幼、养老服务。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大力培育新型消费，积极扩大服务消费，不断激发潜在消费，倡导进步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消费方式，促进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协调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051〕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1版）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